日元上的老面孔：福澤渝吉

一個國家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全體現在鈔票上，尤其是面值最大的那一張。

2001年歐元成為德國的法定貨幣之前，面值最大的德國1000馬克鈔票上印著的人像，是編纂了現代德語字典的格林兄弟。日本目前發行的最大面值的，是印著福澤渝吉的一萬日元鈔票。

福澤渝吉（1835年-1901年）是日本幕末一名好學的下級藩士，旅美旅歐，欽慕西洋學問，致力于明治日本的“文明開化”。福澤渝吉是日本近代思想史中，最早將“Civilization”一詞翻譯為“文明”并引入“文明”概念、提出文明優劣論的大家。

“文明”一詞在18世紀的法國被用于表示“野蠻”的對立面。

以歐洲為中心，看到的世界是一分為二的：有秩序的、優越的歐洲和未開化的、野蠻的歐洲以外的地區。在福澤渝吉前，日本人已經通過利瑪竇所帶來的地圖了解到了，這個世界除了華夏與四夷這種秩序之外，還有一種新的秩序，即東西之分、歐亞之分。日本人逐漸了解到，教士們的故鄉被稱作“歐洲”，而中國、朝鮮、日本所在的大陸被稱作“亞洲”。在這個基礎上，福澤渝吉著名的“脫亞論”引入對文明優劣的評判，奠定了近代日本人認識亞洲的基礎：在西方的文明之風吹遍世界之際，食古不化的清國、朝鮮必然面臨亡國的命運，日本必須與清國、朝鮮劃清界限，以免受其惡名連累。

福澤渝吉的中國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從亞里士多德延續到黑格爾，最終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形式所提出的中國停滯論。

簡而言之，亞洲社會，尤其是中國社會，由于缺乏土地私有制，形成了以大型水利設施的建設為基礎、由國家統籌一切經濟活動的專制政治體制�！皝喖殎啞钡膶Ｖ粕鐣�是一種完全停滯的、缺乏發展動力的社會形態。福澤渝吉提出的“脫亞論”對日本思想史影響深遠，至今日本的大多數國民仍然認為日本是一種“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亞洲的獨特文明”。

在“脫亞入歐”的風氣盛行了一陣后，表面看似乎是相反的思潮開始洶涌。岡倉天心就強調“同一個亞洲”，強調日本、中國、印度等文明的共通性。這兩種看似向逆的思潮在接下來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等大事件中，曾分別吸引到各自的擁護者，直到它們在大東亞戰爭中找到了完美的結合：這就是大東亞共榮圈的意識形態— “聯滿聯華，統和亞細亞，對抗盎格魯-撒克遜世界”。即：亞洲作為歐洲的“他者”，必須打破帝國主義主導的世界秩序，日本作為亞洲首先實現現代化的龍頭國家，有義務和能力率領其他亞洲國家完成這一使命。

福澤渝吉出現在萬元鈔票上不是偶然。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掩耳盜鈴也不是偶然。

這兩個歷史的必然來自于同一個根源，這就是近代日本在自我定位上的主體缺失。

《犬與鬼》的作者、美國的“日本通”Alex Kerr曾經講到，修漢學比修日本學更讓人心情愉快，因為中國學者不像日本學者，將強調“文明的獨特性和優越性”作為所有研究的終極歸宿。這就是日本思想領域在現代化道路上產生的有趣現象：用他者的角度來定位自己，評價自己。其實，不論是福澤渝吉的“脫亞論”，還是岡倉天心的“同一個亞洲”，隱藏在背后的都是他者的觀察視角。

旅美的日本學者酒井直樹在《翻譯和主觀性》一書中這樣解釋：一個人如果是從內的角度來觀察自己，怎么會覺得自己很特殊呢？強調自己的獨特性，正是由于采取了外的視角來觀察自己，從而使觀察的主體消失。伴隨著自我主體瓦解的，是核心價值觀的缺失。 

顯而易見，日本的主流歷史認識是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而發生強烈震動的。從美占時期到冷戰中，左翼的得勢曾經制造過一陣子反思反省的風氣，隨著戰后民主主義的領軍人物丸山真男、竹內好等人逐漸去世，尤其是2000年后中美之間的角力日漸緊張，日本的歷史觀急劇右轉。這種搖擺不定的歷史觀，實際上正是缺乏核心價值觀的集中體現。

抽象的現代建筑取代了格林兄弟，印在500歐元鈔票上。戰后的老歐洲已經隨著歐盟憲法的生效和歐元的發行而越來越像是一個新歐洲。而福澤渝吉依然印在一萬日元的紙鈔上，伴隨著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成長和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