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藍皮書：安倍篡改“積極和平主義”推“安保三箭”

社科院2014年《日本藍皮書》發布會在京召開。（人民網 劉融攝）

人民網北京3月31日電 （記者 常紅、劉融）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發布《日本藍皮書》指出，日本對“正常國家化”目標的追求已有20年，直至20世紀90年代后期，“就日本要在國際社會贏得‘體面的地位’而言，日本國內不存在分歧。近年來，保守派、右傾保守派在這場路線之爭中漸居上風，他們主張徹底擺脫戰后“消極和平主義”“和平癡呆癥”的束縛，“積極和平主義”對外主張自由、自助和自決，進而實現包括軍事大國化在內的“全面正�；�”目標。

藍皮書分析，如今日本已經具備所謂“為了和平而展開行動的意愿”，開始向突破“戰后和平主義的缺陷”——“不愿為了和平而使用軍事力量”邁進。安倍的所謂“積極和平主義”，就是針對這種所謂“消極和平主義”提出的，安倍式“正常國家化”的戰略設計與實踐也正是以安全戰略、防衛政策為重點突破領域的。2013年由此成為日本的“軍事復國元年”。

2013年9月12日，安倍在首相官邸召集討論制定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首次專家座談會，要求從“基于國際協調的積極和平主義”立場出發，討論制定該戰略。9月26日，安倍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演講，明確表示“將從積極和平主義立場出發，更加積極地參與PKO等聯合國的集體安全保障活動”。10月15日，安倍在臨時國會演說中再次提出，“積極和平主義”是日本“21世紀應當背負的重大使命”。安倍這一提法在日本國內廣受抨擊，被在野黨和輿論稱為“好戰主義”、試圖“通過行使軍事力量解決糾紛”、以“和平”包裝“集體自衛權”的危險內核�！冻�日新聞》專門撰文，深入剖析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

藍皮書文章指出，安倍篡改了國際政治學中“積極和平主義”的原意。1942年，美國歷史學家昆西·萊特在《戰爭研究》一書中提出“積極和平”與“消極和平”的概念。此后，挪威和平研究學者約翰·格爾騰進一步將“消極和平”定義為“非戰爭狀態”，將“積極和平”定義為“不僅沒有戰爭，也意味著消除了貧困、剝削、歧視等結構性暴力的狀態”。而安倍心中的“積極和平”其實是“不排除軍事介入的和平”。他在聯大演講中，將“積極和平主義”表述為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而不是應有的Positive Peace。Proactive在軍事學上含有“先發制人”之意。所以，安倍口中的“積極和平主義”，實際是想拋棄戰后和平主義，對外行使軍事力量，這不但與《日本國憲法》原則相悖，而且也與“積極和平主義”的原意相悖。當安倍談論“積極和平主義”時，“他頭腦中所設想的肯定是通過修改憲法解釋來實現自衛隊的治安任務和行使集體自衛權，也許修改憲法第九條也被納入了視野”。

在所謂的“積極和平主義”這一進攻性安全理念的引領下，2013年12月17日，安倍內閣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閣會議上正式通過戰后首份《國家安全戰略》以及新《防衛計劃大綱》《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2014～2018）》。這三份文件被稱為安倍“安保三支箭”，分別從戰略、政策和措施三個層面改變了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及防衛政策，戰后和平發展路線由此轉向。

《國家安全戰略》規定，日本政府將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指導下，實施戰略性國家安全政策；與擁有共同價值觀和戰略利益的韓國、澳大利亞、印度、東盟各國強化合作關系；制定新的武器出口政策；培養民眾愛國心等。在對華關系方面，該戰略稱，日本將對中國外交、軍事動向等保持謹慎關注；要推動制定相關機制，防止不測事態發生。

新《防衛計劃大綱》制定了未來10年日本安全政策方針，提出整合陸�？兆孕l隊防衛資源，構筑“統合機動防衛力量”；充分確保防衛能力的“質”和“量”，提高防御能力和應對能力。 《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2014～2018）》則以未來5年為限，將新《防衛計劃大綱》各項內容加以具體化。規定在未來5年，日本防衛預算的上限將提升至24.67萬億日元（約合240億美元），同比增加5%；引進17架“魚鷹”運輸機、28架F-35A戰機和3架“全球鷹”無人偵察機；增加包括兩艘裝備反彈道導彈系統的宙斯盾級戰艦在內的5艘驅逐艦；打造機動靈活的新型力量，包括新設“奪島部隊”“機動師團”和“機動旅團”。

在此之前，“日本版”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于12月4日正式成立，旨在加強機密管制的《特定秘密保護法》于12月13日正式公布。國家安全委員會（NSC）解決了日本安全決策的機構、權限問題，將安全大權獨攬于內閣四大臣（首相、外相、防衛相以及內閣官房長官）之手�！短囟�秘密保護法》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的配套法制，以法律形式賦予決策機構設定“國家秘密”的權力。

至此，“安保三支箭”，加上為之提供制度、法律保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和《特定秘密保護法》的出臺，標志著安倍基于“積極和平主義”理念的安保新政框架確立，戰后日本安全戰略和防衛政策完成了一次重大蛻變。在戰敗68年之后，日本重新成為“能進行戰爭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