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外侵略的文化特質【3】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開啟之際，日本刊行《日清戰爭實記》，連載坪谷水哉的《豐公朝鮮軍記》（“豐公”指豐臣秀吉），該記的序文云：“我帝國開辟以來，堂堂六師境外從事征討，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韓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間，凡30余次，然征討三韓之地，即今之所謂朝鮮半島者，更深入中國本土與之交兵，當時從未有過。天智朝以來1220余年間，我兵出國征討，大收宣揚國威之效者，僅有兩次：其一，是文祿、慶長之際豐太閣（豐臣秀吉任職太閣——引者）征韓之役；其二，是此次對清軍的討伐（指甲午戰爭——引者）�！�

可見，近代日本侵略戰爭，以16世紀豐臣秀吉征伐海外為直接先導。豐臣秀吉是日本發動對外侵略的精神支柱。

江戶幕府時期“日本主義”發酵

豐臣秀吉擴張狂念遭遇重挫，繼起的德川家康建立江戶幕府。因國力所限，又為了禁止“異教”（指天主教）“異學”（指西洋文化）入境，幕府兩百余年間厲行“鎖國體制”，對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為宇”的訴求未曾消弭，封建領主仍懷“德化宇內”之想，于內斂間，令“日本中心主義”精神發酵，并通過強化軍事組織，實現軍政一體的“武家統制”，武士居社會強勢地位，而武士的本性充滿殺伐和武力擴張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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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幕府初期，儒學家、兵學家山鹿素行著漢文歷史書《中朝事實》，稱日本為“中華”“中朝”，乃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統起源，揚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經完美實現。山鹿素行謳歌“忠節”“尚武”的《武教小學》《山鹿語類》，推尊為“武士道的憲法”，被近代日本軍人奉為經典。山鹿思想對幕末明治間勤王武士影響很大，也為近代日本軍人所服膺。

江戶幕府中期，“國學三大人”——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國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揚國粹主義。尤其是“集國學之大成”的本居宣長，將日本古書《古事記》描述的“天照大神”視為實有的帝王，稱其“皇國之古道”為最高境界，追求以“神道”為代表的日本文化原始精神，反對儒家思想，力主清除中華文化對日本的影響，高倡“神國”日本統治世界。本居宣長的弟子平田篤胤反對儒學派崇拜中國，力倡“復古神道”。

江戶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俄羅斯、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相繼東侵中國、日本、朝鮮。日本儒學家、國學家和洋學家從不同角度競相探討挽救民族危機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島國局限，仿效西洋列強向外侵略。

江戶后期提出完整擴張計劃的是“經世家”佐藤信淵。他撰《宇內混同秘策》，首句稱：“皇大御國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為其郡縣，萬國君長，皆為臣仆�！�…安撫萬國之蒼生，自始便是皇國君主之要務�！毙�稱兼并亞洲各鄰國、統治全世界是上天賦予日本的使命。

佐藤說：“以此神州（指日本）之雄威征彼蠢爾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哉！”“皇國征伐支那，如節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逼溆媱潪椋赫鞣�支那應先攻略滿洲。如得滿洲，“則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他還具體擬定進攻中國的實施計劃：在東京、關西、中州、筑紫、陸奧等八地域實行“富國強兵”，得雄兵20萬人，然后由天皇渡海親征，先鋒直撲江南，以南京為臨時皇宮之所在，錄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圖東南亞、印度。

佐藤信淵先侵略滿洲再征服全中國，進而侵占全亞洲的擴張路線，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思想，成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計劃之先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