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誠面對“戰爭記憶”的日本學者——山口直樹（采訪文字版）【3】

第98次學術交流會后，山口直樹與《讀賣新聞》中國總局長在加藤隆則等合影

■像對待囊腫一樣回避“戰爭”話題的日本人。

— 這樣看來，北京日本人交流會雖然是純粹的學術交流會，但在北京，在中日關系方面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山口直樹：我的研究方向是“滿洲中央試驗所”（現大連化物所）。這一試驗所最后的所長是丸澤常哉。日本關東軍曾希望委托滿鐵中央試驗所進行軍事研究，但遭到丸澤常哉的拒絕。

日本戰敗之后，其他的研究所都迅速廢棄了研究項目，而丸澤常哉卻沒有這樣做。他把研究資料都交給了中國。與落荒而逃的日本關東軍相反，丸澤常哉選擇留在中國指導、研究長達10年之久。他曾表示，“因為我對政治經濟的無知，在侵華戰爭中也被利用充當了走狗�！彪m然我知道其他科學家也有過類似表述，但說過這樣話的、過去曾在日本殖民地待過的日本科學家中，丸澤是第一人。

我被丸澤的行為感動，為了研究滿洲中央試驗所而來到中國。我贊成丸澤先生關于中日友好的觀點。

但現在，“中日友好”這句話已成為老生常談。

在一次日本人交流會上，有人對戰爭議題提出異議，認為如果觸碰到戰爭問題，就會妨害中日友好。

戰爭這一問題，真的與中日友好活動相矛盾嗎？我不這樣認為。日本知識階層與中國知識階層就戰爭問題進行的討論已不鮮見。相反，我認為思考戰爭問題與中日友好及中日相互理解緊密相關。我非常驚訝有人認為提到歷史就會妨礙友好。

加藤圣文在《滿鐵全史》中認為，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很多日本商人開始建立與中國的聯系�，F在，“中國商務”成為流行。但是他們大多是“對歷史無知，對政治無自覺，一味埋頭于‘生意’”的商人。他們誤以為自己在和中國“交流”。二戰后60年，日本社會與中國表面上的交流越來越繁榮。但是這些“交流”的共同點是，它們都沒有觸摸到真實的中國。

我在中國進行研究的同時，也接觸到了很多在中國做生意的日本人。因為他們認為“忘掉過去，以友好關系做生意”，因此他們看不到真正的中國。我們談“未來志向”，但并不代表要忘記過去。瓦萊麗說過“不要后退，面向未來”，但本杰明也說過“有過去才有未來”。

唱著“中日友好”的宣傳口號，表面上“干杯”，但實際上誰也不了解誰。這在釣魚島問題上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因此，我們就必須思考，如何為中日友好注入新的生命力。這是北京日本人學術交流會的作用。

— 交流會雖然舉行了100次，但并沒有獲得直接利益。你是出于什么動機，讓這個個人組織的交流會持續了這么久呢？

山口直樹：首先，交流會是個獨立的表現場所。有時候我會想，我在中國的意義是什么呢？我活在學術領域里，通過學術交流會，我能夠建立很多網絡，這為今后的發展帶來很多可能性。實際上，這些都是無形財產。

第二，日本與中國的研究者建立聯系，為大家打開人脈。同時，普通人也能借此參與學術活動，開展廣泛的交流。

我在日本時，有時參加市民科學研究室的上田昌文與湘南科學史懇談會的豬野修治組織的活動。他們通常不從“上層”，而是從“底層”開始思考科學和研究。這與高木仁三郎的市民科學活動相同，都是日本非常優秀的學術活動。我受到這些活動的很大影響。

我雖然知道學術的艱苦，但長時間堅持下來，依然會有許多樂趣，比如認識新朋友。因此我會把這個交流會堅持下去。

但實際上，我并不是個會積極做這種事的人，我本來只會埋頭研究。我感覺是被督促著走出來的。但是，由于中日關系惡化，我感覺到在與我相關的學術領域里，不進行更多的交流活動的話是不行的。于是我不再埋頭研究，而是走出來努力促進交流。

— 從工作人員角度，會有哪些“憤怒”成為你進行這一活動的動機？

山口直樹：我并沒有認真驗證“日本戰后是否認真承擔了戰爭責任”，而是認為戰爭與殖民地問題并不能概括歷史的全部。中日關系出現摩擦，至今為止兩國仍為戰爭后遺癥而痛苦不已。日本占支配性的社會秩序并沒有真正直面戰爭記憶，我對此表示遺憾。這讓我將注意力轉向“滿洲中央試驗所”和哥斯拉，這可能也是我繼續進行學術交流會的動機之一。我們這是 “愛與怒的北京日本人交流會”。（笑）